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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西廂記》的“春”與“秋”

核心提示: 王實甫在元代雜劇成熟、發展的時期,以“有情人終成眷屬”為主旨,重寫鶯鶯張生故事,把《西廂記諸宮調》對春景、秋景的表現,加以重塑,轉換為整個故事的結構脈絡。

王實甫的《西廂記》雜劇在文學史和戲曲史上頗負盛名,被賈仲明譽為“新雜劇,舊傳奇,《西廂記》天下奪魁”(〔凌波仙〕吊詞)。作為崔張故事的改編本,該劇充分發揮雜劇文體的特點,將抒情與敘事緊密結合,于小說、諸宮調之外,另塑典范。其中值得關注的改變,是對“春”與“秋”的時間框架的設定,所謂“《西廂記》謂之《春秋》,以會合以春,別離以秋云耳”(李開先《詞謔》)。

回溯崔張故事的流變,作為故事源頭的唐傳奇《鶯鶯傳》雖然提到了春、秋,卻并沒有強調春與秋的季節特點與故事發展、人物情感的關系。李紳的《鶯鶯歌》注意到春天的背景,把鶯鶯的身姿和芳草花時相聯系。宋人的相關吟詠如趙令畤《蝶戀花鼓子詞》、毛滂《調笑轉踏》也只是借春景以抒情。無論詩歌、鼓子詞,還是轉踏,他們對春天的歌詠,均源于詩詞所共同具有的抒情傳統。

在崔張故事的流傳過程中,對春天、秋天景色的大量歌詠是從《董西廂》開始的。金代董解元的《西廂記諸宮調》作為一部說唱作品,在改編崔張故事時,表現出對春天、秋天這兩個季節的特別重視。其中有大量的曲詞歌詠春天的思念、秋天的離愁。比如“聯詩”以后的〔雙調·豆葉黃〕曲:“薄薄春陰,釀花天氣,雨兒廉纖,風兒淅瀝。藥欄兒邊,鉤窗兒外,妝點新晴:花染深紅,柳拖輕翠。采蕊的游蜂,兩兩相攜;弄巧的黃鸝,雙雙作對。對景傷懷恨自己。病里逢春,四海無家,一身客寄。”(卷一)清人焦循曾盛贊《董西廂》的曲詞。但是,在《董西廂》中,作者雖然大量借助春天、秋天來抒情,卻仍延續了《鶯鶯傳》順序交代事件發展時間點的做法,且春季、秋季反復出現。在《董西廂》中,“春”與“秋”是抒情的利器,并不具有結構的意義。

中國傳統戲曲“合言語、動作、歌唱,以演一故事”。戲曲劇本的寫作,如何演繹故事,如何“搭架”,一再為曲學家所強調,而對“時間”的處理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環。王實甫在把鶯鶯故事改編為雜劇時,從表現崔張愛情這個核心出發,把“春”與“秋”確定為故事展開的時間框架,所謂“相見時紅雨紛紛點綠苔,別離后黃葉蕭蕭凝暮靄”(第五本楔子〔仙呂·賞花時〕)。故事主人公在春天相見,在秋天送別。春與秋的季節更替與人物的聚散離合、劇本情節的推進嵌合為一體。

《西廂記》雜劇既把“春”與“秋”確定為故事的時間框架,故著意突出這兩個季節,集中筆力于春日的思念、秋日的別愁。一方面,全劇花了大量的筆墨鋪寫春天的相遇、聯詩、聽琴、私會、秋日的離別。另一方面,在鶯鶯張生春宵私會的情節之后,雜劇雖和《董西廂》一樣,隨之表現老夫人發現了二人的私情,但《董西廂》在此處對情節多做鋪展,寫“拂旦,令紅娘招生小飲”;寫張生向法聰借錢為定物;寫赴宴;寫“后數日,生行”。雜劇則在老夫人責問紅娘后,隨即叫來鶯鶯、張生,并且要求張生第二天即上朝取應。整個劇本對故事的搬演就此迅速推進到“秋”,展開秋日的“長亭送別”。這不僅使得情節十分緊湊,而且也強調了“秋天”這個時間節點。對“春”與“秋”兩個時間點的確定與著力表現,使《西廂記》雜劇中的崔張故事具有了一個貫通而清晰的脈絡。

也正是在“春”與“秋”的框架下,劇本發揮傳統文化中季節所蘊含的情感,利用雜劇“扮演”的特點,把春天、秋天,與人物的思緒緊密結合,借助曲辭,對人物的心事做細膩深入的挖掘。“春”與“秋”的季候,使雜劇中鶯鶯張生的愛情在抒情方面與詩歌傳統充分銜接。傳統戲曲的抒情性由此得到了很好的彰顯。同時,劇本對“春”“秋”二季的表現又緊扣情節發展,讓自然景色為劇情的展開服務。比如在故事的開始,《董西廂》是由敘述者來交代春天:“貞元十七年二月中旬間,生至蒲州,乃今之河中府是也……〔仙呂調·賞花時〕芳草茸茸去路遠,八百里地秦川春色早,花木秀芳郊。蒲州近也,景物盡堪描。○西有黃河東華岳,乳口敵樓沒與高,仿佛來到云霄。黃流滾滾,時復起風濤。”(卷一)但《西廂記》雜劇則是在鶯鶯出場時,讓鶯鶯直接唱出心中對春天的感觸:“可正是人值殘春蒲郡東,門掩重關蕭寺中;花落水流紅,閑愁萬種,無語怨東風。”(第一本楔子〔仙呂·賞花時〕)春日之景牽動鶯鶯的心緒。劇本用鶯鶯的唱詞傾訴她在暮春時節的愁懷,落花飄零中的傷感,讓觀眾在劇本的開始,就對人物有一種直接、感性的體味,也為鶯鶯隨后的愛情萌動做出鋪墊。

張生佛殿偶遇鶯鶯,一見鐘情。《西廂記》雜劇寫張生對鶯鶯的美好感受是“恰便是嚦嚦鶯聲花外囀”(〔勝葫蘆〕),是“若不是襯殘紅芳徑軟,怎顯得步香塵底樣兒淺”(〔后庭花〕)。寫鶯鶯離去后張生的失落是“空余楊柳煙,只聞得鳥雀喧”(〔后庭花〕)。以春天的景致寫張生的“意惹情牽”,表達他的愛慕之情。“心猿意馬”的張生因此決定“不往京師去應舉也罷”。

“長亭送別”是雜劇中經典的一折。作為主唱的鶯鶯的曲詞在對餞別時刻的摹寫中,一再穿插對秋景的歌吟。“碧云天,黃花地,西風緊,北雁南飛。曉來誰染霜林醉?總是離人淚。”(〔正宮·端正好〕)秋空之高遠,暮秋的西風、菊花、大雁、紅葉,渲染著離別的背景,寫出鶯鶯內心的煩惱與傷心。“下西風黃葉紛飛,染寒煙衰草凄迷”(〔脫布衫〕),風中翻飛的黃葉、煙霧籠罩的枯草,點出秋日的凄涼,也映照著宴席上的痛苦與壓抑。“夕陽古道無人語,禾蜀秋風聽馬嘶”(〔一煞〕)浩蕩秋風中的馬嘶,宣告著離別,也強調著孤獨與寂寞。唱詞成功融匯范仲淹《蘇幕遮》、王勃《山中》、王安石《桂枝香》、李白《憶秦娥》等詩詞的情感和意境,使感情的容量異乎尋常的豐厚,耐人尋味。送別情節的搬演、“愁眉淚眼”的鶯鶯形象的塑造,與詩歌抒情之美融合無間。

“長亭送別”之后,張生投宿于客店,睡夢中鶯鶯追趕而來。“董西廂”寫張生客店夢醒后是“越越的哭到月兒落”,而雜劇則把《董西廂》對張生“哭泣”的描述改寫為張生的唱詞:“〔雁兒落〕綠依依墻高柳半遮,靜悄悄門掩清秋夜,疏剌剌林梢落葉風,昏慘慘云際穿窗月。〔得勝令〕驚覺我的是顫巍巍竹影走龍蛇,虛飄飄莊周夢蝴蝶,絮叨叨促織兒無休歇,韻悠悠砧聲兒不斷絕;痛煞煞傷別,急煎煎好夢兒應難舍;冷清清的咨嗟,嬌滴滴玉人兒何處也?”(第四本第四折)寫秋夜穿過云層的月光,寫風吹落葉之聲,寫促織的叫聲、搗衣聲,用寥落的秋景、凄切的秋聲抒寫張生的心情,借助夢醒后的所見所聞來表達張生的思念,豐滿劇本對離別傷痛的刻畫。

在《西廂記》雜劇對崔張愛情故事的表現中,紅娘承擔著重要的作用。劇中紅娘的唱詞亦時時和“春”與“秋”的時序相聯系。在“董西廂”中,張生跳墻一段,是用敘述者的視角來寫景:“夜深更漏悄,張生赴鶯期約。落花薰砌,香滿東風簾幕。手約青衫,轉過欄干角。見粉墻高,怎過去?自量度。○又愁人撞著,又愁怕有人知道。見杏梢斜墮裊,手觸香殘紅驚落。欲待逾墻,把不定心兒跳。怕的是:月兒明,夫人劣,狗兒惡。”(卷四〔中呂調·碧牡丹〕)但在王實甫的《西廂記》雜劇中,則改為紅娘主唱:“(紅云)姐姐今夜月朗風清,好一派佳致也……〔駐馬聽〕不近喧嘩,嫩綠池塘藏睡鴨;自然幽雅,淡黃楊柳帶棲鴉。金蓮蹴損牡丹芽,玉簪抓住荼蘼架。夜凉苔徑滑,露珠兒濕透凌波襪。”(第三本第三折)“淡黃楊柳帶棲鴉”用賀方回《浣溪紗》詞,而以“嫩綠池塘藏睡鴨”為對,不但天然巧妙,而且更突出了春日的爛漫色彩。劇本借助紅娘的眼睛,由這位事件的參與者來描摹景色,寫月朗風清下的池塘、睡鴨、楊柳、棲鴉。用嫩綠、淡黃的顏色,用牡丹芽與荼蘼架,寫春色之美、春天的生機。然而,紅娘的唱詞是寫景,又不僅僅是寫景。美好的春色是張生跳墻赴約的背景,傳達著一種愉悅的心情。同時,也與接下來的劇情反轉構成反差。

王實甫在元代雜劇成熟、發展的時期,以“有情人終成眷屬”為主旨,重寫鶯鶯張生故事,把《西廂記諸宮調》對春景、秋景的表現,加以重塑,轉換為整個故事的結構脈絡。以“春”與“秋”為故事的時間框架,把崔張故事放置于一度的“春”與“秋”的轉換之間。從春天的相思,到秋日的離別,“思路不分,文情專一”(李漁《閑情偶寄》“結構第一”),使故事的演述凝練、簡潔,很好地吻合了雜劇舞臺扮演的特性。而在“會和以春,別離以秋”的時間框架下,長于情辭的王實甫用雜劇這種當時盛行的大眾娛樂形式,發揮傳統文化中對節序的認知、詩歌中春思秋怨的積淀,強化借景抒情的表現手法。通過春景、秋景,把劇中人物的心事、心聲透徹地傳達了出來,使故事的敷衍具有了充沛的感情色彩,使雜劇的主題得到彰顯。

可以說,《西廂記》雜劇發揚了戲曲的特點,借時序使抒情與敘事達成完美的融合,成就一種新的文本范式,一部“萬載風流話本”(西蜀璧山來鳳道人《新增秋波一轉論》)。王實甫的《西廂記》,也由此成為文人雜劇寫作的精致代表,成為中國戲曲史上的不朽經典。

(作者:李簡,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)

來源:光明日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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